我在地方三本学院如何“做教育”？

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刚公布。对于我，一个大学青年教师而言，意味着又到了检验一年任务成果时。此时，2016年6月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旧景依然在目，从他们开始准备考研到尘埃落定的这一年，成绩欣慰。要用正式点的话说，这是“XXXX专业自XX年成立以来，考研成绩的历史性突破。”

两届学生考研这个任务，无需探讨。但这背后我和学生们——浙江某三本学院学生共同经历的四年——从他们2012年入学，到部分参加了201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背后是四年的本科教育探索。“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简称——编注）在地方三本学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用人文社科教育实验直面这些问题？这成了我近年“做教育”的感受与经历。

一

2012年左右调查报告《工蜂》出版后，关于大学青年教师境况的问题一下子多了起来，也把这个本是大学校园内讨论的问题推向媒体和公众。“收入低、忙于各种填表、报销以及发论文、无暇潜心教学”一下子成为大学青年教师在公众前的形象。澎湃新闻刊发的《大学“失意”青年教师记》调查报道继续把这个话题推向了讨论热点。

2012年，我硕士毕业回国，开始从事专业教学工作。硕士之前，三年的大学招生就业办行政工作经验，让我对大学的工作生态已经有所了解，对三本学院在中国本科教育中的特殊性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三本学院，目前更官方的叫法叫“独立学院”。作为李岚清主政教育部时主导的改革，一方面作为分担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市场化改革实验。虽然发展20年不到，但已作为一个制度遗产留存在中国的本科教育中，在后来中国教育部开展本科合格评估后，成为精英大学、普通本科之外的本科教育末环而被固定下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2016年5月独立学院已有266所。

虽然近年是非不断，独立学院也是中国本科高等教育中，供民企和市场准入、具有民办意义的教育体制。浙江民营经济底子殷实，但在独立学院这个点上，谨慎的教育部门放开的切口显然小得很多。在本科合格评估后，除了部分省外名校和民企合作、在杭州以外的浙江其他地区建立了几所民办独立学院外，大多数独立学院仍旧属于公立大学母体，由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比其它二级学院多了一个法人主体。实质上的公办教育、适应市场的灵活办学模式，成了浙江三本教育的一种普遍现象。

大学是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理想场所，这也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前提与假设。但这种假设的模型，受制于目前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以及等级，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享受到这么完全纯粹的知识传播与生产。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下，“介于普通本科和职业教育之间的三本教育”，或许对本是致力于本科教育的青年教师而言，提出的挑战更多。

二

比如我所服务的单位，在法律和管理形式上属于“独立学院”，但它事实属于一所地方师范大学，大多数教师与行政人员也服从母体和它的制度——服务地方，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方式则按照三本学生的实际与就业方向进行调整。

缺乏“国家”和“公共”视野的地方院校，容易变成受地方行政以及市场化教育服务买卖影响的教育体制。这导致社会对三本学院的刻板印象是：学生出身有钱、读书并不上心。浙江有个坊间冷笑话，说其独立学院培养的学生，最后都成为母体、中国某精英大学毕业生的东家。即使只是个笑话，但在“地方”这个层次，三本学生及其家庭掌握的资本，对比一本、二本，是客观上存在倒金字塔结构的。

近年生源质量的提高改变了局面。比较直观的感受是，2009年之后，本集中在杭州各高校的独立学院，纷纷外迁。我所在的学院由于仍在杭州，且母体是师范类，这几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教师缺口大，地理位置和就业热门程度导致报考该学院的学生增多，学生从高考分数体现的“质量”迅速上升。

我所教授的专业——社会工作，在这个生态链中情况更加特别。该专业在学科门类上属于社会学，后者是改革开放后才恢复的、目前基本属于精英大学的研究型学科。而社工专业由于其实践性，属于国家鼓励建设的专业，近年在扩招后的地方大学遍地开花。

这导致的后果是，很多实际上不具备师资力量的学校也开设了该专业，招生额度大，但由于政府仍旧垄断了大多数社会服务供给，私人和社会组织部门并不能吸收这么多学生，就业市场的惨淡影响了学生在专业上的选择。

我服务的单位，由于整体供需紧张，目前并不发愁生源，浙江经济较好，也不愁学生就业问题，但社会工作和部分其它专业，每年仍属于接收“校内调剂“的专业。这就导致了很多并没有学习意愿的学生进入专业。此外，该专业和大多数中国大学专业一样，四年的学分中，很大比重是名义上属于人文社科通识，而实际上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类的政治课程。

三

我自己本科也就读于二本该专业，加上曾经的行政工作经验，发现三本学院的社工专业中，一个好的变化是，一部分不急于就业、具备基础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再训练的学生越来越多。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挑战，如果仍按照原来三本重实务的训练，并不能完全发挥出这些学生的潜质。同时，在相对粗放的环境中，有必要提供些精英大学人文社科学生常见的知识训练方法，一方面让学生具备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另一方面即使是以后从事实务行业，也能具备人文意识。

浙江大多数公办的三本学院，除了完全属于母体的“事业单位”，还有一些属于事业单位中“自收自支”类，这就决定了其会按照企业思维考虑成本，后果是各种课的实际师生比远远逊于普通公立大学。虽然我服务的单位相对于中西部以及纯民办独立学院来说，每门专业课的师生比已经非常厚道。比如一届一百名学生，专业课还是按小班开课。但即使厚道，也无法和精英大学，或者我说的能展开自由讨论的小班研讨课形式达到的效果相比。这里的假设是，真正的教育应该从全球视野、普世的人文理念和方法出发，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学生特点有所调整。在学生还没有基本的学术规范、习惯等大学的基本意识，也没有最基本的戒律时，调动刚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的学生接受训练，容易出问题。

那么，在普遍往就业方向和职业教育方向训练的同时，除了给他们基本的人文社科训练外，是否能在这批学生中，把那些并不完全适合实务、有进一步接受研究生训练的人，通过一种自由而不是应试的方法甄选和训练出来？

四

基于这些背景与问题，我从2012年开始一步步和学生磨合与探索。在他们到学校报到前，我的第一件事是看档案，对尚未谋面的学生形成基础印象。不出所料，这批学生中，大多数毕业于浙江地方普通高中，父母以大小商人和小城市中产为主，也有部分郊区农民和纯农村的家庭出身。在他们入学后，我以班主任的身份对我所带的班级新生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每个人20-30分钟，那一段时间的下班时间基本都花在这件事上了。

我所在的师范院校有几个传统：晨跑、早自修、晚自修，大一和大二学生雷打不动。对于大学生来说，把他们的时间严格地结构化有悖于教育原理，但在刚性制度无法突破时，怎么办？

学院规定晚自修，但修什么没有具体规定。我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设计了阅读和电影两个任务，晚自修看电影！主要是欧美电影，一周一个大主题，每个主题四部，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到《印度支那》，从法国到非洲和拉美，从爱情到科幻，那些脍炙人口的欧美电影，就这样，每周四部，一个多学期就看了几十部，涉及各种主题。

在阅读方面，我选择了社会学以及和社会相关的文学读本，引导学生自由阅读。另外定期发布杭州市内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展览信息，鼓励他们观展。为了使他们形成习惯，每个人发了一个小笔记本，要写观影和读书笔记，记多少由学生自己定，但要定期给我看。我取了个名，叫《生活的笔记》。

刚开始学生非常不适应这套，电影看不懂、书读不懂，我说了一句话：“看不懂也得看，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在你们脑中浮现的。”

不过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理解这些，仍旧有部分被调剂进专业的学生，在第一学期结束后，决定转出，当时的政策是有条件转出——成绩要符合要求，这其中，少数学生并未达到要求，我说服了当时的领导，并保证这些学生到新专业后会更努力学习。最终，所有经过深思熟虑后仍要转专业的十多名学生，全部离开了，转出人数创下了记录。

剩下的学生，继续接受这套训练。到了大二开始，进入专业训练了。专业课一般是3个课时，我调整了上课的方式，除了精心选教材外，把教材体系打破，分成12个专题，每个专题，第一节课是我主讲，是教材以外的内容，涉及该主题的学术考古和当下热点综述。另外每次课有三个小组，第二节由一个小组讲平行的教材章节，第三节课是研讨课，两个小组根据前一周的阅读材料做准备，其中一个小组做陈述、另一个小组提问，最后是自由讨论。

我三倍的备课工作量，学生三倍的学习量，这在学生眼里变成了魔鬼训练，因为他们每周要忙着找资料看文献准备讨论。这套课堂模式，在2012级之前实验过，但被学生们消极抵制，虽然一直坚持，但代价是12级之前的学生评教，基本上都是倒数第一。

五

一般人听到这些训练，基本觉得“管得太多”，违反教育天性。作为社会学训练出身的学人，对福柯提出的“规训”二字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我认为，目前本科学生最大的问题不是聪不聪明，而是在国民教育阶段，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公民教育以及涉猎知识的基本习惯。讨论课、课外人文知识的普遍阅读，都是基础的规训。

所幸的是2012级即使怨声载道，后来也就适应了。对所有学生的“责任”，我认为到专业课全部结束后就已经完成了，接着学生自我抉择的过程，无非是三条路，工作、考公、考研。选择前两个方向的学生基本已稳定。对于2012届来说，由于之前的训练，一批有研究生学习潜质的学生已经出现，有必要再扶他们一把，但同时也注意避免陷入某些省份地方院校从大一就开始以高考模式训练学生考名校研究生的方式。

除了上述训练外，我还会带着自愿报名的学生们做一些小型课题。在他们大三时，开始做铺垫：向国内重点大学的优秀前辈同行们“推销”想法和学生，带着他们参加研讨会、理解其他学校的专业是怎么一回事。

几名学生接受了我开的“小灶”——进入考研特训组，我对他们的训练，方法不复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大三第二个学期，主要是进行英语词汇、阅读以及更深入的学术阅读的训练，由我主导，给他们设置了以天计算的进阶任务，每周开一次沙龙，检查进展，英语训练用的教材也很简单——背《新概念》和翻译《经济学人》文章。第二第三阶段分别是暑期以及大四第一个学期，则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水平和报考院校自行安排基础复习和冲刺，报考的院校，基本是在他们大二大三时已经开始接触和熟悉的同行重点大学。

特训意味要义务投入一门专业课的课时量，2015年春天日程满满，节奏是早上六点起床，从43公里外的家出发开车到单位，从八点开始上课，四点下课，休息，六点开始带特训组，测验、读书沙龙、讨论，一直到晚上9点，在学校睡。第二天8点继续上课到中午，周三下午一般开会或处理学生的各种约见。晚上回家。

考研是检验我做教育、训练学生的一种方式，对他们人生的影响，还有待时间观察。对于这场持续了四年多的实验，自己的收获是，在刚性教育体制和学生自由培养之间找到了平衡、把一套属于全球视野的本科教育带到课堂。

体制坚硬，时局艰难，在有人只想推倒它时，我倒愿意在夹缝中找一线机会。因为和学生结成的亦师亦小伙伴的关系、共同教育更珍贵。即使代价很大，比如，四年中只发表了一篇被体制承认的论文，没有报项目、没有收获什么表彰，实验成了夹在体制内外之间的探索。

在地方三本学院的这四年多，不长不短，在这场“做教育”中，就这么过去了。